台北的女孩子又漂亮又由又高贵，中文程度好，态度大方，也能吃苦，且没有不中不西那毛病。
在小陈眼睛里，娶老婆如果不娶台北女孩儿，简直是罪过。
陈太太当然是台北人。好象原籍苏州，不过移居台北有三代以上了，精通国语、台湾话，会一点日文、英文，在小陈教导之下，居然还可以说广东话，那广州话虽然说得不怎么好，但略带外省口音，反而可爱。
他们的恋爱是速成的，快得不得了，前后不到三个月光景，就在台北结了婚，小陈随即把太太带到伦敦，小陈太太虽然伸出一双手来如春笋一般，却会弄小菜做家务——小陈那一套理论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小陈太太身裁很好，曲线分明，皮肤是不是很白，实在不得而知，但是她一张脸的确是粉擦得油光水滑，香闻十里，头发做得非常美丽，一双眼睛虽是单眼皮，却水汪汪的，反正小陈太太一到，所有的中国女孩子都给比下去了：香港来的太做作骄傲，马来亚那几个更是不用说了，又胖又矮又粗，于是乎，大学里的男生都传染了一个思想——小陈的思想：娶老婆，要到台北去挑。
台湾的女孩子，也就像台湾的水果，尤其像菠萝，因带一点点酸味，一想起来，那口水就淌呀淌的。
小陈太太很好，我们去打秋风，吃一顿，摆明是揩油，她从来不说什么，老是笑嘻嘻的。其实也不见得个个台北女子都像她，反正她是例外，一位可爱的大大。
她老是说：“家明，你看，家里是独生子，今年也廿五六岁了，老吊着不结婚，令尊令堂也很心焦吧，我为你物色一个对象好不好？别怕难为情。”
其实她自己也不过廿五六岁。“你去过台北没有？”她问。
他们都觉得很奇怪，可是也没追问，我一混就混过去了。
是呀。我去过台北。
我脱口而出：“去过。”说了脸就红了。
在那一年，我也遇见过一位台北小姐。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。那是四五年前的事了，我在寄宿学校出来，升了大学，妈妈很高兴，亲自陪我逛东南亚，什么地方都去了，我独自喜欢台北，所以妈妈让我留在表姨家多住几个礼拜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认得了那位小姐。
她恐怕有廿七八岁了，可是一点也不显老，有一种庄重的神色，偶然间也非常天真活泼的。
那个时候的台北小姐并不见得时髦，不时髦也不要紧，她们都非常的乡气，擦粉都擦在脸上，耳后脖子后都是黄黄黑黑的，当时年纪轻，看着觉得很好玩，像那些做戏的戏子，擦粉擦得太匆忙了，反正很有乡土味道，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，因此住得很过瘾。
那一年我廿岁，夏季是极美的，廿岁的男孩子是不怕出门的，我一个人到处走，没到两个礼拜，就晒得黑炭似的，不过头发还是留着原来的样子，见了警察，讲英文，虽然说才廿岁，也已经很坏了，故此长头发就被留了下来。
我见到她，是在一家书店里。那书店是她开的，她在里面做主持，另外雇着一个女孩子做帮手。后来我知道那店是她父亲留下来的，专卖外国书——翻版的，生意很好。
第一次踏进那书店，我真正吓昏了，所有的书都是原值的十份之一，虽然没有原版精美，但是只要看得清楚，还是非常值得的，我没有觉得这是一项非法行为，这简直是侠盗嘛，减轻了学生多少负担！
因我选择了机械工程，故此拚命的买，把一切有关的书籍都捧成一堆，兴奋得不得了，心想这一次回去，可以少跑图书馆了。
我把书拿到柜台付钱，就看到了她。
她一点化妆也没有，头发剪得齐耳朵，直直的，穿一件由麻纱蓝点子的旗袍，非常的好看。
我还没儿过这样好看的中国女子呢？很有点疑惑，就朝看她看。她醒觉了，抬起头来，微微一笑，就把我那叠书算钱。
她说：“三千六百块。”
我摸口袋，拿着一大叠钞票，数来数去，差八百块。
我的脸红了。她说：“没关系，你留个地址，我们替你送去。”
我说：“书很重的，不方便的。”
她笑了，“没关系。”她说：“你付点定洋。”
我把手上的钱都给她。
她给我一张收条，我接过了收条，看着她的手，她手腕上各戴着一对黄金扭丝镯子。恐怕是很重的吧，那种黄澄澄的颜色，本来是极恶俗可怕的，但是戴在她手上，却非常的中国化。
我当时就觉得，台北是最中国化的地方。
她见我呆着，就向我解释：“下午就把书送到，你把余钱付清了就好，谢谢光顾。”
“谢谢你。”我说。
我会听国语，可是不会讲，只限于“早”，“谢谢”之类的，可以听得出她的国语是非常标准的。
买了那些书，我心安理得的回家，心情异样的好。叫了出租车，到了家门才发觉没有车费，所有的钱都在书店里用光了，只好叫家中的下女出来付。
表姨当时说：“你看这孩子！”可是还笑着。
后来书送到了，我抢着出去看，却是个长得粗粗的后生，心里没有什么失望，当然，她是不会出来送书的，但是看看也好。
表姨又替我付了钞票，又再给我一叠钞票。她说：“你这孩子也可怜，十几岁跑出去外国，简直外国人一样，回了中国地方，看的也还是外国书。”
第二天我又去了。
她还是照样坐在柜台上，我买了几本花生漫画，递上去付钱，她替我包好了，还我。仿佛不认得我的样子。
她有一张鹅蛋脸，眼睛很亮，一种世故的明亮，皮肤是象牙色的，不是白，是那种奶油般的米色，看得出有少妇的风韵，还是穿著旗袍，换了件浅灰的。
我默默的看她，像看一幅画一样。
她又抬起头来，问道：“啊，那书收到了？”
呵，她记得我，我喜悦的点点头。
她又忙着照顾别的客人，我只好回家了。
后来到她的书店去，就成—个习惯，多数买些小说，或是漫画。
她总是笑着，一种含蓄的笑。
那短发与苗条的身段，那种声音。我想我是爱上她了。
有一次她说：“这本《麦田捕手》，你买了三次啊。”
她不晓得知不知道我是去看她的。
又有一次经过她的书店，已经关了门了，而且在下大雨。台北的大雨是惊人的，一个雷接着一个闪电，我虽然没做过什么亏心事，老是觉得很害怕。于是到附近的公共电话用了一下，叫家里的司机出来接。
我站在她书店门口，雨哗哗的下来，脚下汪着约莫两吋的水，我默默的等着，没有伞，没有雨衣。我隔着玻璃看她的书店。她惯用的算盘还搁在柜抬上呢——
“咦，你在这边干嘛？”
我一惊，快快回头，却看见了她，她站在我面前，笑脸迎人。
“你呀！”我说。
她打着一把伞，旗袍拂在膝下，都湿了，脚上穿双绣花鞋，是白缎上一朵红牡丹，这双鞋子是毁了。但是我从来没见过她的脚，她的足踝是如此的纤细，我呆呆的看着，真觉得她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女人了。
“等车子呀？”她温柔的问。
“是的。”我结结巴巴答道：“是的。”
她点点头，摸着伞，显然也在等车。
“我——你们店不是休息了吗？”我问，那国语是坏透了。
“我在后面结账。”
“啊。”
雨还是下着，我想起一本书，叫《你喜欢巴拉姆斯吗？》一个男孩子，也是这般在雨中等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女子出来。
我的脸很热。
“你很爱看书？”她问。那声音是出奇的平静温柔。
我忍不住急促的心跳，“是的。”我说。
“是外国回来的学生吧？”她微笑。
“是。”我如释重负。
表姨的车子来了，停在我面前，女佣人打着伞出来。一边笑，一边叫：“少爷！这里！”
我腼腆的看看她。
她说，“去吧，贾宝玉似的。”那笑意更浓了。
我说：“我送你一程。”冒着雨打开了车门。
她倒呆住了，“不用呢，嗳，真的不用。“
可是雨那么大，我扶她进车子里，然后我也进车。
女佣人关了车门，坐在司机旁边。
她只好把地址告诉司机，说的是台语，没听懂，可是我会问老黄，老黄是个好司机。
我把手帕给她擦手臂上的雨水，她接过了，只是在手腕上印一印，又还给我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又笑了。她笑是非常洞悉的，非常了解的。怎么她有这么多种文呢?
光是一笑，就懂得她想些什么可是她到底想些什么？
车子到了她的家，是一座老式日本房子，大门照例是红的，女们人用伞遮着她出去，我记住了门牌。
“谢谢。”她说；”你别出来了。”
可是我还是站看看她用锁匙开了门，不用说，整个人自然淋得像落汤鸡。
到了家，洗了澡，在房里看书的时候，我还是愉快的。老黄告诉我，那条路叫新生南路，是一段一零三巷。
我很开心。
她是这么美丽的一个女子。
可是那下女也真多嘴，就把这事告诉表姨了。
表娘来让我听道理：“唉，家明，你有女朋友，就应该带回家来，原来天天出去，是为了这个啊？你住在我这里，就算是我的孩子了，有什么事，我替你作主。你看这，动不动就脸红，还是个孩子呢，就是长得又高又瘦，头发留那么长……。”
我真的是又高又瘦吗？六呎高，一二八磅，算是又高又瘦吗？
下了三天雨，我一直在想她那双白缎绣牡丹的鞋子，怎么这年头，还有人穿那种鞋子呢？雨晴了之后，我又跑到那家店去了。我隔着玻璃看她，她向我笑一笑,
示意我进去。
她跟我说：“我找到了三本新的机械工程书，已经替你包起来了。”
我点点头，拿钱付。
她笑说：“嗳，这是奖给好孩子的，是本店一点小小意思。”
我怔了一怔，她倒是顶调皮的。
孩子？谁是孩子？我笑了，她真把我当孩子了？我远在寄宿的时候！就已经有女朋友了。
我笑一笑，“怎么好意思？”
“嗳，国语倒是进步了。”她完全像哄小孩子一样。
我把书拿着，笑问：“国语有进步的小男孩，可不可以请你去喝一杯咖啡？”
她没料到我会来这套，顿时一呆，她犹疑了一刻，突问：“你不怕女朋友？”
我索性撒赖，一本正经的说：“小男孩子，怎么会有女朋友？妈妈不准的。”
她倒没生气，她大方的说：“这里收了工，你来一次吧。”
“好的。”我乐极了，“一会儿见，现在不妨碍你做生意。”我走了。
一直在西门町逛着，走过一个花店，台北一切店铺都挤得要死，只有花店，倒有一点阴凉，我进去看了看，没有什么好花，只有玫瑰。台北的玫瑰是漂亮的，我用手一指，买了两打。
我拎着花在路上散步，走了很久，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又走回她的书店去，这个时候，才发觉她的书店叫做“中西书局”。招牌字例写得不俗气。
我推开玻璃门，她不在，那个小女职员说她一回就来的，端把椅子叫我坐，我坐下了，她又倒茶给我，一边偷偷的笑。
我也微笑了，把花搁在一边，拿茶来喝，倒是好茶，显然是上等的乌龙，泡得很浓，有点苦涩，也唯有这样的茶，才可以解暑。
书局里冷气幽幽的透出来。
我在这里做什么呢，等一个年纪比我大十年的女子。一个美丽的女子。穿旗袍绣花鞋的女子。为了跟她去喝一杯咖啡。
为了这是一个暑假？
在暑假，学生可以做一点荒唐的事，但是我知道，我是喜爱她的。我喜欢一切属中国的东西。自小泡在外国，回来的时候，已经错过了太多，我会的只是网球，不是打棱角，我从来没有与女孩子默默相对，我们只有热烈的拥吻，甚至是上床，我爱中国的一切，我爱她。
尽管这一切都是傻的，我也可以为她留下来。
她来了。
我站起来，茶杯没拿稳，泼了出来，溅在我的白裤子上。
她微笑着，“我把钱拿去银行呢，啊，这花——？”
我把花递过去，她温柔的接过了。
她即使是走一步路都是温柔的。这样温柔的女子，却答应一个长头发的男孩子，陪他去喝咖啡。
她微笑，“不是说去喝咖啡吗？喝完咖啡，这花必谢了。多么可惜，这样吧！回家插好了花我们才去，好不好？”
我点着头。
她把玫瑰花抱在胸前，忽然说：“你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孩子。”
我笑了，小孩子。
我们沿路叫了一辆出租车，很快到了她家里。
推门进去，是一个小园子，种着清一色的玉簪，香气扑鼻。进了屋子，窗明几净，阴凉得不得了，四壁挂着字画，我跑去看一看，虽然不懂，也晓得是好货色。我连忙换了拖鞋。
转头向她笑说：“家里倒是高雅得很，怎么开个店，却卖翻版书呢？且是外国人的。”
她并没有生气，她微笑道：“你没听说过，奸商奸商吗？”
我们都笑了。
她就是这点好，有涵养，有幽默感，跟她在一起，是舒服的。我最讨厌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了，动不动失约，迟到，闹别扭，使小心眼儿，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，大概最好嫁给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做小老婆，也只有七八十岁的老头子会得忍受她们的矫情做作。
我比较喜欢大方潇洒的女子，像我对着的这一位，真正“从头看落脚，风流往下落，从脚看上头，风流往上流”。我是尊重她的，可是偶然一两句笑话，也可以放心的讲，不怕她动气。
下女把玫瑰花插好了，是一只白底蓝花的古瓶。
我笑，“我虽然不懂，却也知道是个好瓶子，该插菊花之类的。”
“不，”她温和的说：“这就很好。这里难得有红色。”
“为什么你老穿素色？”我问。
“家父过世才三年半，还是素色好一点。”
“啊！对不起。”
“这孩子，尽学了这些洋礼节。”她笑说。
下女端来了茶，大家都没提喝咖啡的事了。
她的红木茶几上放着一本字帖，我拿来看了，莫名其妙，她走过来，坐在我身边，仔仔细细的说给我听，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，只是看着她的侧面，她的耳朵穿过孔，然而没有耳环，皮肤细腻得一个毛孔也看不见，鼻子是笔挺的。她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也是这么温柔吗？不会，看她偶而露出来的狡黠，该也不是一个好惹的人吧。
我的手碰到了她的头发，她猛地抬头。我看着她，我微笑。
她握住了我的手，“你真年轻。”她说。
我听着她。
她也微笑。怎么我们两个人一见面就直笑呢？
她说：“见到你，就想到以前自己年轻的时候来了，真没法子，年纪一大，就会恋着过去。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可爱的男孩子，秀气得像个女孩儿，”她笑一笑，“简直不好意思引诱你。”
“你想引诱我吗？”我问她。
她直笑了。
我想起表姨的话来，“我太高太瘦，太容易脸红了，你不会稀罕的。”
她吻了我的手一下。
“你在哪里念的书？”我问她。
“剑桥。”她说：“念英国文学。”
我又笑了，“差点被你的绣花鞋子唬了。”
“来，起来，我们喝咖啡去。”
我站起来，忽然说：“让我抱你一抱，只是抱一抱，好不好？应当相信我。”
我没等她答复，就把她拥在怀里。也许那个时候年纪还轻，大概的确还只是个大孩子。也许因为实在是喜爱她的，故此真的只是抱着她，连嘴唇也没有碰到她。也许因为可以拉上床的女人太多太多了，何必需要损坏这一段回忆呢？故此我只是狠狠的抱了她好一会儿，听到她的心跳，也听到自己的心跳。
后来放开了她。我们才去喝咖啡的。
以后我常常在她书店休息的时候去等她。我们常常约会。但是再也没有类似亲密的行为了。
她陆陆续续的问我：“真没有女朋友？”
“有是有的，不致于结婚的地步。”
“蛮要好的啰？”
“她常常来陪我睡觉的。”我坦白的说。
她也不以为奇，“那么，一定会吃醋。”
“管她呢！”我笑。
“这样吧，若果她问你在暑假里做—些什么，你就说：“常跟一个老太太在一起。”
“你好算老太太吗？”我笑问。
“你就说：那老太太寂寞，看一个人，实在却不过人情，所以略陪了她几次，以后再到台北，也还是要去看她的，老太太喜欢跟小伙子打交道。”
我一震，问她：“你以后还想见我吗？”
她不晌，也没有微笑，只是看若我。这时候我们正走在公园里，我注视若她的一张脸，这么毒的阳光，并没有在她脸上晒起一颗雀斑，那种象牙色是近乎透明的，在她的瞳孔里，我看到了自己的脸，我心里先是一种狂喜，随即是一种悲哀。
下次来，是几时呢？
我应当吻她的，但是始终没有。我甚至希望那天没有拥抱过她，那么可以留一个十全十美的回忆。大年轻的人并不懂得生活，只想制造回忆。
我们继续走看。
后来我把她送了回家，上到家门，她也没有请我进去。
我们并没有说：假如我年轻十年……之类的话。
我看着她进屋子，关上了门，开亮了电灯，我才走的。
我是一个很懒的人。反正在外国，那些女孩子会自动送上门来，犯不着劳心劳气，只有为了她，我像小说里一个不懂事、情窦初开的小伙子，这样子天天去等她下班，天天送进送出，买了花与糖果，连她的手都不多碰一下，只是静静的欣赏着她的旗袍，甚至是她的足踝。至今还不明白为了什么，恐怕年纪轻就是这样，恐怕她也就是喜欢我这样子。
后来母亲就自香港来了。
“写了那么多信，一封不回。”妈妈说：“又打长途电话，也不接，什么意思？”脸上还有笑容。
我不吭，只是讪讪的站在一旁。
表姨笑，“现人叫么年头呢！还叫儿子站着听教训，未来！坐下再说。”
妈睨我一眼：“他爸爸下礼拜五十大寿，我来把他押回去，不然算什么样子？做儿子的把老子的生日都忘了。”
我吓一跳。五十岁？爸爸五十岁了？
我紧张起来，“妈妈，那我买什么给他呢？妈，你说呀。”
“买什么？只要你孝顺点也就是了，买礼物，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你自己又不赚钱，”妈妈说：“我们再往三天，一起回去，到了家里，给爸爸磕个头，也罢了。”
表姨捂着嘴笑，“留洋十年，回来照样是中国规矩。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掌心。”
我也不响了。
但是她呢？
回去以后，还是可以来的吧，一小时的飞机罢了，的确是随时可以来的。
当夜我去她家，她没有在。我并没有进去等，即使要进去，下女也会放我进去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只站在门口，她家花圃的玉簪香味直传出来，是一个月夜。
然后她回来了。
身边有一个中年人，她与他有说有笑的，一副情侣模样。我并不十分伤感，廿岁也算是大孩子了。也不惊奇，她总该有男朋友的，不然日子怎么打发呢？只是这男人长得很庸俗普通，一套西装是最老式不过的，她没有用锁匙开门，她按了铃。
我看了那男人的脸很久，是一张忠厚的脸，是一个理想的结婚对像，跟这样的男人结了婚，再跟我这样的黄毛小子聊聊天，恐怕是理想的。
我没有跟她打招呼，我走掉了。
我记得是一个月夜，我把她家门口的一块石子一直踢回家，到了家，就睡了。
第二天，妈妈说：“咦，怎么好好的一双‘巴利’，鞋头全破了？”
我想去跟她道别，想去跟她说，我是会回来的，也许她可以等我几年，我们可以通信，等我有自立能力了，或者可以进一步的谈更现实的问题。
不过，这些都是看小说太多之后的影吶。
三天后，我跟妈妈回了香港，热热闹闹地，爸爸过了他的五十大寿。
我过完了暑假，就从香港回到英国去了。
又过一年，爸妈也移民到英国，后来我们去的地方，不外是瑞士、巴黎、罗马之类，亲戚——爸妈多数鼓励他们来英国见面，他们也很乐意接受这种怂恿，爸妈的日子实在过得不寂寞。
这是很久很久的事了。
现在想想，真是一点风度也没有，说失踪就失踪，她会怎么样想呢？我们在一起不过是几个礼拜，倒是很高兴，那天晚上到底没有前去说什么话，是为了那个中年男人吗？还是为了什么？
我并没有多想。
她想必也没有多想。
不过后来我老是叫妈妈穿旗袍，又买了绣花拖鞋给她。
妈妈说：“这孩子，简直疯了。”她笑。
妈妈老是笑，但凡女人都是厉害的，像表姨，像她。
后来事情就十分明白了，表姨见我天天出去，放心不下，就叫老黄跟下女盯梢着看，看出那女的总比我大好几岁，又非常的亲热，就把妈妈从香港叫了来，说几句好听的话，把我带了回去。
她们都能笑，笑得人糊里胡涂的，即使被摆布了，心头也还甘愿。
现在在她那家书店买的翻版书，倒是全搁在那里，常常翻着做参考的。
小陈自然还在那里夸口：“看我的太太，放句良心话出来，是不是才貌双全，是不是？娶太太啊，要在台北挑！”
小陈太太自然会瞄他一眼，说：“死相！”不过是十分言若有憾，而心实喜之的。
可是他不知道我去过台北，他当然也不会知道台北有那么好的一个女子，比他陈太太高明十倍呢。
不过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那年我才廿岁。